Once a thriving wineproducer, Karadoc Winery in the Mildura region of Victoria now serves as a storage hub for Penfolds wines, among others. Erin Jonasosn

澳洲葡萄酒业的缩影：Karadoc酒厂之死

维州Mildura地区的Karadoc酒厂曾乘着全球对澳洲廉价可饮葡萄酒的热潮腾飞，但当消费者口味转变，它也随之坍塌。尽管如此，一些酿酒人仍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

在维多利亚州河畔小镇Red Cliffs的公园里，矗立着一台据说是“澳洲最大的拖拉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澳洲人一向热衷于这种夸张的头衔。这台名为“Big Lizzie”的拖拉机重达45吨，配有专为沙地设计的轮胎，由工程师兼铁匠Frank Bottrill于1915年设计。它曾帮助清理成千上万公顷的Mallee灌木，为退伍军人开辟了灌溉农地。这些土地上种下了橙子、南瓜、西葫芦……还有葡萄。

从此，Sunraysia地区成为澳洲重要的农业腹地，而这些葡萄也被全球各地大量消费。

如今，Red Cliffs在镇外有了一座新的“遗迹”——Karadoc酒厂。它曾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酒厂之一，却在五十年后于去年关门，死于消费者口味变化、饮酒量下降以及全球葡萄酒过剩。

走入这片荒废之地，仿佛置身于一座曾盛极一时的城市遗迹。1999年，为纪念Karadoc建厂25周年，Lindeman’s出版了一本纪念册《从梦想到现实》。当时，没人会想到这个工业化巨头终将陨落。

“25年来，一个奶牛场被转变为世界级酒厂，酿造超过360种葡萄酒。”时任总经理Bob Baxter在书中自豪地写道，“Lindeman’s Bin 65 Chardonnay是澳洲最畅销的霞多丽，也是美国进口霞多丽销量之冠。”

美国葡萄酒评论权威Robert Parker曾盛赞Bin 65是“世界上最具性价比的三四种霞多丽之一”。

当年，《纽约时报》还大篇幅报道澳洲如何将高质量与高产量结合，酿造出物美价廉的葡萄酒。

但如今，这股奔腾而出的澳洲葡萄酒洪流已变成细水涓涓，整个行业正面临沉重打击。

Winemaker Paul Milton. Erin Jonasson

出生并成长于Red Cliffs的酿酒师Paul Milton自1999年Karadoc酒厂盛世时期便开始在此工作。他是当年畅销酒款“19 Crimes”的主要调配师之一。

他说自己早就察觉不妙：“当时酒厂的设备更新停滞，维修预算缩水，酒罐的年处理量大幅下降，公司高层也不怎么来了。”

“但我们都以为——Karadoc规模这么大，总不至于出问题吧。直到某天，公司高层突然造访，我们才意识到：完了。”

事实正是如此。巅峰时期，Karadoc拥有400名员工，是Mildura地区最大的私营雇主。它出品了数亿升葡萄酒，走入世界各地市场，也走进了澳洲人的家庭冰箱。

Tropicana、Kaiser Stuhl、Lindeman’s Bin 65、Yellow Glen……这些品牌在酒厂内批量调配装瓶。甚至许多家庭厨房里都会备一袋4升装的Lindeman’s Cellar Pack——广告歌曲“你让我们微笑，林德曼医生”深入人心。

而今，50年后，公司告诉员工：Karadoc将在2024年底正式关闭。

阿德莱德的Kym Anderson教授曾任世界银行贸易政策首席经济学家，专研国际酒类市场。他坦言：“我自己也曾在阿德莱德山投资酒庄，但最终还是卖了——不赚钱，退休算了。”

在他看来，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学101——供需失衡。葡萄酒产量太高，喝酒的人却越来越少。

但他提醒消费者：眼下正是淘酒的好时机。酒庄急着清空酒罐准备下一季收成，许多好酒现在售价只相当于原价的1/3或1/2。

Anderson表示，2000年代初，澳洲酒在美国市场曾风头无两。尤其是Yellow Tail品牌，甚至在超级碗广告中亮相。

但关键人物Robert Parker后来失去了兴趣，转而关注美国纳帕谷的红酒。加上GFC（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澳洲酒在美销量暴跌。

全球竞争也愈发激烈。澳洲最先发展出高产不失质的工业化酿酒体系，但南非、南美等国家迅速效仿，人工成本却低得多。

与此同时，主力消费者“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舞台；年轻人不仅喝得少，也不爱喝葡萄酒。全球酒类消费中，葡萄酒的比例从1960年代的33%跌至如今的不到15%。

疫情和中国关税，更是雪上加霜。

Sisters Tennille (left) and Kim Chalmers at their family winery in the Mildura region. They say the key to success is growing a diverse variety of grapes and pushing for new flavours. Erin Jonasson

姐妹花Kim与Tennille Chalmers并未退缩。她们经营家族酒庄Chalmers Wines，并引入了大量意大利葡萄品种，推崇“因地制宜”的种植理念。

她们认为，过去Karadoc这种“标准化混酿”在超市时代无往不利，但今天的全球市场已不再追求“千瓶一味”。

葡萄收购价的下跌也暴露了这种产业模式的不可持续。20年前，农户每吨葡萄可卖$1200~$2000；去年，红葡萄甚至低至$150——也就是每瓶酒仅值15分澳币。

但Chalmers姐妹也看到了新希望：Mildura地区应专注于打造中端市场，售价$15~$25的优质家常酒——比拼风味而非成本。

Chef Stefano de Pieri says the future for Australiainvolves moving to varieties that suit the soils and rainfall of various regions, and can be matched with different cuisines. Kristoffer Paulsen

米尔杜拉著名意大利裔厨师Stefano de Pieri与Chalmers一家一起推动“澳洲特色品种葡萄酒展”（Australian Alternative Varieties Wine Show）的发展，推动多样化口味与地域匹配。

“澳洲过去几乎只有四五个葡萄品种，完全无法适配我们的多元饮食文化，”他说，“我们需要的是适合本土土壤与气候的‘对口’酒款。”

澳洲《金融评论》的葡萄酒评论家Max Allen亦指出，这种转型或许正是未来——让澳洲酒走出“Bin 65式”的工业瓶颈，拥抱风土与风味。

虽然Karadoc如今已不再酿酒，但其场地并未荒废。2024年，该酒厂被南澳羊毛商Quality Wool收购，改建为Karadoc物流中心。昔日员工中仅10人仍在此工作。

其中包括Paul Milton。他负责照管储存在数百个酒罐中的葡萄酒，并坚信：“只要机会来临，这里随时可以重新酿酒——我们已准备就绪。”

他说：“我相信好日子终会再来。我们完全有能力酿出真正好酒。”